居奥万达、卡内卢蒂、莫雷尔、库尔尼、法尔耶、德黑等诉讼法学家均持相同观点。

这里需要发挥行政机关在防范风险上的能动性和灵活性，风险行政机关动用外部诸领域的科技力量实施安全性判断就是一种重要的规制方式。如果根据最新的技术性见识否定了核反应堆设置许可合乎要件的判断合理性，那么就应该认为行政厅即时被课予停止或撤销核反应堆设置许可的义务。

但只有在行政行为相互之间关系明确时，才能发挥这种长处。核反应堆设置许可时的安全性判断是其典型。只是伊方最高裁判决在证明责任上着墨不多，不容易被看作从正面承认事案解明义务的判决。法院对于这种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在审查能力上有局限性，而且该问题在法律上也含有政策因素，不适合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三、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强度与方法 在日本，核电诉讼并不少见，自1970年代开始，要求撤销核反应堆设置许可、禁止建设、禁止运转、健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就不断发生，但原告胜诉的本案判决却只有2件，而且只是阶段性的胜诉。

这种阶段性安全规制将大规模产业设施设置运转的复杂行政过程还原为复数行政行为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让行政过程明确化、透明化，可以提高法对行政过程的控制可能性。在伊方核电案中，设置许可是1972年作出的，行政诉讼是1973年提起的，所以，请求撤销核电站设置许可也是正常的。提起诉讼的个体只是被当作保护集体利益的工具。

卡内卢蒂则认为诉权是针对居于主导地位之法官的主观权，它要求法官确认诉讼具有可裁判的利益，从而确定诉讼的合法性，防止法官基于自身利益逃避裁判。诉权是请求法官对诉请的法律基础做出判决的权利。第二，关于身体完整权，我们认为，这并非在实体法层面研究是否存在该主观权的问题，而是研究这种制止侵害身体完整权的诉讼是否保护了某个主观权的问题。为了确认某项主观权是否被法律规则承认，我们应当将其放置于法律结构下来判断。

居奥万达认为诉权是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诉权概念具有唯一独立性：诉权行使的目的（lobjet）是纯粹程序概念（即获得实体判决），诉权的内容(la coloration)则仅仅是指可能实现的实体权利。

例如，假设法律规则是：买卖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一旦成就，卖方可要求买方支付货款，则该法律规则赋予卖方为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权能（faculté），因为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效力。我们认为，这更多的是看待问题的立场差异，而不是问题本身。意大利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居奥万达与卡内卢蒂）。但是否也有可能将两个难解之谜关联起来研究，反而会有助于问题解决呢？无论如何，这值得尝试。

因此，以当代诉权理论而言，享有一项诉权即意味着获得实体判决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被赋予的权利到底意图裁判的是何种争议事项。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动产之诉和不动产之诉等概念也需要仔细区分。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1期。根据这一结论，将主观权和诉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它不是非个体化的，也不是普遍性的。我们坚信诉讼只揭示了权利的某个面向，因为权利的日常发生和运作都是在法院之外进行的。

将诉权定义为处于运动状态的主观权，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当事人可以为了保护集体利益而非其个人利益而提起诉讼时，客观法诉讼才能被允许。

这一定义体现了诉权作为程序法之基本概念的意义。诉权的概念也是混沌不清。相反，鲁比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展了客观法诉讼的范围。借用施塔姆勒（Stammler）创造的法律术语，法律结构是要件-效果式的，会产生强制性（impératif）的法律效力。依拙见，我们首先应当检讨通说观点，即诉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主观权，以及诉权是实现主观权的必要手段。威兹沃兹将这一定义形象地比喻为法律语言中的最美修辞之一。

正如鲁比耶先生对这种特殊情形的完美论述，我认为这是诉权理论中的特殊情形：它不指向任何实体法上的主观权。正如我在专著《私权实现方法的基本原则》中的看法，我坚持认为有必要将作为哲学概念的主观权和作为严谨法律概念的主观权区分开来。

我一直强调只有具备了强制性，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法律规则，并具有规范效力。法国著名公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欧里乌、狄骥、耶兹）和程序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威兹沃兹（Vizioz），他对诉权进行了深入细致、敏锐清晰的研究，但是他生前未能完成一部如我们所期待的集大成作品。

注释: [1] Vizioz., études de procédure, Bordeaux, Editions Bière, 1956, p.132. [2] Solus et Perrot.,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tome I, Paris, Sirey, 1961, n°106, p.105. [3] Cuche et Vincet., Procédure civile., 13e éd., coll. Précis Dalloz, Paris, Dalloz, 1967 n°9, p.12. [4] Cornu et Foyer., Procédure civile., PUF, 1958, p.272. [5] Terré., J. –CL. Proc., art. 59, fasc. I, n°15 et s. 作者简介：亨利·莫图尔斯基（Henri Motulsky，1905-1971），法国著名诉讼法学家，专注于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研究。这也并非公法功能在行政法院的展现，因为法官未履行职责的过错具有民事诉讼的可诉性，它只能在普通法院适用私法来审理。

事实上，诉讼法学家们对多个关联概念进行了区分： （1）目前学界已经普遍接受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区分，这也必然意味着诉权是独立于其结果（胜诉）的。威兹沃兹跟随狄骥和耶兹的学说，认为个体启动诉讼程序的依据只能是一种权力，称之为诉权。直至（1806年）法国旧民事诉讼法典编纂时，最高法院曾建议在法典草案中增设诉权一章，将诉权重新定义为起诉权（droit de poursuite），并且以提出诉讼请求作为行使诉权的前提。的确，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法律地位是法定的，而非合意约定的。

法国古代法对上述概念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诉权概念的发展史依然不太清晰。如果法官拒绝履行该义务，当事人可以基于其自身利益追究该法官的个人责任。

（二）诉权的性质：是否为一种主观权？ 1．很显然，法国诉讼法学家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我的观点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法律地位也具有主观权性质。

这一立法规定显得多余而无意义，最后没有被采纳，立法草案亦未对此作出解释。他明确认为：越权救济之诉就是纯粹的客观法诉讼。

我坚信人身权与物权具有相同的法律属性。这个问题又将我们转向诉权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公法学家首先意识到了这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并称之为越权救济之诉。最典型的例子是自然之债。

进入专题： 主观权 诉权 。我们认为，诉权是一种权能（faculté）、一种可能性（possibilité）或者一种权力（pouvoir），而诉讼请求则是这种潜在权力的具体表现。

这一学说实际上已经被德国现代诉权理论摒弃。但反过来说，诉权的行使又必须以相应权利存在为前提。

狄骥主张不应该混淆诉权和诉权旨在验证（sanctionner）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